兔子吖🐰

【楼诚】明公馆遗事【完结】

那样的年岁,总有些事情掩于尘埃。

豆花落拓:

写在文前:


这篇文写的不好,属于自娱自乐,在文章前面大概叙述一下我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诞的故事,文章内容一半真一半假,没有逻辑,全是巧合,不可以尽信。文章的内容大概就是“我”发现了明公馆,因为姨婆阿香曾在此做工的原因有一段渊源,然后开始探索当年屋舍主人的故事。根据收集的资料与各种调查,“我”渐渐了解了这家人的故事与命运,也发现“我”的姨婆阿香出于种种原因保留了这家人通信往来的信件与老旧照片。“我”读了那些信件后,认为这一家人应当具有浓厚的革命情怀,但是其中很多事件与现在记载又无法匹配。多数客观资料如今已经不能找到,历史长河,波澜起伏,真相无从得知,只留下“我”满腔疑问和时间里的无数回声。


然而由于我把握不好故事的风格,这个叙述方式使得故事读起来又很矫情晦涩,缓慢写了三个多月,所以思路零散,竟然有一万两千字,便当成情人节贺文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读到,希望正巧读到的人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我本来只是想通过后人的眼睛记叙明家后来的故事,谁知道写成了这个鬼样子哈啊哈哈。


PS.我痴迷于书信体,文中提到的几段大哥写给阿诚哥的信口吻琢磨了很久,还是怕OOC,也算是我对两人关系与心路历程的一点揣测XD


 


---------------------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底我已经办好了离职手续,正打算全身心投入一个挖掘上海老建筑背后故事的纪录片项目。正是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留心到了明公馆。那是一个秋风突作的下午,我一边匆匆忙忙地冲向正在刹车的公交、一边往包里乱塞磁带,穿过一丛人的肩膀和另一丛人的膝盖寻找立足之地:就在车缓缓开动的瞬间,布满泥灰、土渣与飞虫尸体的后车窗玻璃那边闪现出一座破落且寻常的老式洋房——全上海有无数座类似的沉默的建筑,分别掩盖于草木的生长、蛛网的编织和博物馆的展览之下;这座房屋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远离新城区的缘故,它显得更是荒凉,被一个一人高的灰墙包围起来,院子里长满了青郁黄灿的植物,有一株正在缓慢变红的樟树从矮墙上边探到街道上,底下是一颗矮墩墩的铁树从发锈的门缝间支出半片厚叶。


 


公交车用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拐离这座洋房所在的拐角,足以证明它非常之大。到家后出于短暂的好奇心我曾经在地图上寻找这座房子,无非是发现它和周围的几个里弄一起被冠上了某某坊的称谓,不禁让人感觉有些无趣。我刚刚完成与续任的交接,正在手忙脚乱的当头,很快就把它抛到了脑后。后来又去那附近办事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去转悠一遭,结果一下在灰墙上的一块介绍牌上发现了它的名称:“优秀文化保护建筑:明公馆”。


 


说来非常巧,我的姨婆几乎把她后半生所有的业余时间消耗在寻找一家姓明的人的去处上,于寻找的遥远跋涉中获得了八十岁的年纪与满头白发。由于我出生的时候她已有五十余岁,足以被人冠以敬称,我至今也不知道她的闺名到底是什么;只知道我的外婆、她的大嫂通常叫她阿香。根据从小听来的故事和闲话,我姨婆虚岁十四的时候就来到了他们家,这家人在当时很是富足,给的工钱也非常慷慨,而姨婆到底受到过怎样的恩惠以至于要终身报答,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曾经想过要找到她曾经做工的地方,可惜当我能够向她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已经无法描述出当年的具体位置与周遭环境,给出的全是大而模糊的信息,加上飞速的改造与城市翻新,很难找到那里究竟在什么位置。此时此刻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里应该就是姨婆所说的地方——我站在铁门前徘徊了很久,透过上面花纹的缝隙往里面瞧,虽然还不太确定,但是此刻我伸手摸摸自己的脸,只觉得手被风吹的冰冷,而脸颊的皮肤下血液滚烫兴奋地急速流淌着。


 


我认为这种兴奋趋近于一种小孩子逐步踏入成年世界时的兴奋,使我在突然之间醍醐灌顶,理解了爱丽丝为什么非要钻入兔子洞不可——


 


我所做的第一步便是把斜跨的便携背包甩过灰墙,然后踮着脚踩上铁门最底下凸起的花纹,接着寻找更上面的可以落脚的空隙,直到跨到最顶端的时候被风一吹我才有些后怕,选择非常缓慢地挪下去,还剩最后几格的时候一下子跳在厚厚的一层落叶上。没有崴脚,也没有刮伤,这小小的成功却顿时令我信心大增,决心要走上前去一探个究竟。


 


我现在外围走了三五圈,感觉自己几乎是在森林公园中跋涉:我不禁有点质疑这房子的来历,依我看,楼后足球场大小的草坪很久没有受过照料,也没有一点人为留下的现代垃圾,只剩下杂草乱哈哈覆过我的小腿和飘下的叶子腐烂后堆成一蓬本来没有的泥土。公馆有两层楼,门窗完好,但是用来架构的木头全部腐坏了,因为没有外力,便维持了原样不曾坍塌。根据我的经验来说,这样大的场地在过往的年代里多半会被国家征用来迎接外宾或做其他用途,唯独不可能空空落落不受干扰地独自矗立这么久。我抱着做了坏事的心情四下犹豫着,在可以卧下一只野兽的草丛中徘徊了一阵子,好奇心很快打败了我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私自入侵的羞愧。


 


于是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踏入了一碰就要毁坏的老旧房屋。


 


这间屋子的内里并不算旧——我的意思是,没有那块标牌上写的那么旧——否则它最起码得有超过半个世纪还要多一些的历史,而这样看过去,这间屋子最多被单独放置在一边二十年。屋里的装潢当然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这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我描述不出来,只能说原本的摆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木头地板和栏杆也绝对被换过。其他器物的风格,你想一想,就是那种刻意仿造以前年代的感觉,那种电影厂里的器具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非常遗憾,没有多待,蹑手蹑脚地退出了这间房子,它令我有些失望。我内心断定这间房子是受人保护的,只不过这种保护大概突然中断了,以至于它变得不伦不类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层环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件空空荡荡的房里留下的唯一一件事物:办公桌上的一个相框,里面装着张照片,照片上有四个人,或许是亲戚,或许是朋友,全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衣着打扮风格。一位女士穿着旗袍与坎肩坐在中间,身后站着西装笔挺的四位男士,年级大概都在二三十来岁的样子。这位女士温柔富丽,身后的几位男士也都十分英俊,看起来很是相配。


 


我回家吃饭的时候仍然在想这个事情,我妈刚刚煨了鸡汤,我百无聊赖地蹲在阳台边上一边帮她看着火候一边发呆。我是这样一种人,乍一经事,神经粗狂脑袋短路似得让事情很快很寻常地过去了;事后才突然觉得回味无穷起来。闻着鸡汤的香味,我一边听着胃肠蠕动,一边觉出整件事情的诡异:谁会换掉屋子里面的摆设而不修整它的外观呢?为什么要在所有东西都被带走的情况下留一张照片在桌上?更何况,谁知道那张照片摆了多少年?


 


简直是间鬼屋!


 


我回忆起我与照片上那位年级最大的男子对视的一眼,后颈一阵阵发凉。其实只是我瞥了他一眼,他看起来最年长,最威严,最具洞察力,但是现在我不可抑制地觉得这是一种双方交互的行为。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这件事情想得我头痛。既然已经是在前单位吊车尾的最后几天,当然不介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趁着上班时间乘公交又去了那个地方。这一次我没有走到那间屋子确切的所在——我害怕!我去了离它最近的小巷子。由于那个记录片的项目,我已经积累出了完整的经验,知道要去哪里寻找最了解这些建筑身上轶事的人。不出我所料,果然有一位年纪在我妈和我姨婆之间的老人清晰地记得这桩房子,她当时在吃午饭,用开水泡昨晚的锅巴饭,锅巴饭上面放了几根黄蔫蔫的上海青,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口齿不清地说:“吾尼晓得的!……喔哟,侬是做啥个啊?”


 


我听得懂上海话,然而说得全是半吊子,半天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此刻很是羞愧:“我,我是记者。”


 


老太太眯着眼睛看了一段时间,很开心地用上海普通话同我聊道:“侬不说,我还以为勿人记着呢!侬知道伐,这间房子立在那里可久啦!阿拉小时候那个辰光,勿人敢进去的,喔哟,可厉害啦,一群小赤佬,拿着枪带着袖章立在那里啊,阿拉要进去尬个房子差一点点头都被要被打破的呀。至于为什么,我倒勿大晓得。后来占房子,阿拉巷子要分一点,上面说尬个房子早就做公用了,其实压根勿人用过唻!背后肯定有问题……”


 


听到这里我就有点不太想听了,事实证明,老太太果然开始进入对旧日生活的回忆,她怨怼的口吻有些类似青春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嗔怪。在听她回忆完了她冗长的少年生涯与在当时的时代面貌后,我撑着头打断她:“阿婆,侬晓得尬家人吗?”


 


我还按照那种旧照片上的形象像她描述了一下。当我说到那个男人时,她似乎有了一点点记忆;再等我说到那个众星捧月般坐在正中的女人时,她做出了非常迟缓的反应:“……伊是汉奸!……资本主义家!”


 


当我再问起为什么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老太太就给不出任何答案了。至于那群拿着枪听人命令的小兵为什么要看着一所汉奸住过的房子,身为工厂女工的她的确也很难知道。她只向我描述出那一家人的富裕充足,据说他们在年夜时放了整千响的炮竹,可以照亮大半个天空的那种。我尝试到这里我就有一点气馁,虽然我非常可以理解人类的记忆模式就是这样,明显的细节总是比大方向的正确更加打眼。忘记说了,很久以前阻碍我确定明公馆地理位置的一大因素之一就是信息的大量缺失:地方志和官方档案里总是缺少相关的记载,不知道是流失于战乱还是后期人为;图书馆里收藏的报纸一期一期零散地存在着,偶尔的确能出现明字打头的新闻,但是由于我并不肯定具体的历史相关时期,而明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些信息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说现在。


 


我刚从老太太那里离开,准备搭车去市图书馆,试图确认一下我的记忆。我记得在图书馆收藏的报纸上——我忘记那刊报纸的名字了,因为那报纸不太出名,是由爱国青年们在暗地里散播的读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种——信誓旦旦地写着“红色企业家明镜”。如果不是姓氏上的巧合,那么明镜肯定也是明氏家族中的一员,但是汉奸与红色企业家,听起来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幸的是,当我赶到市图书馆时已经五点四十了。管理员十分钟前下班,正在拉上铁闸,并且说什么都不肯再给我开门。我目送着她遥遥远去,自己背着挎包在大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最后在街边买了一份生煎,坐在台阶上十分一个人索然无味地嚼了一阵子。在我吃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每一回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脑子转得飞快。我用从食物里摄取的能量努力回忆了一下那篇报道的内容,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位身份不详、年龄不清、性别不明的明镜死在一场和火车有关的事故中,还是明氏企业的董事长。董事长与资本主义家,似乎仿佛更容易产生关联,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位人物很关键。吃完那碗生煎,我感觉肚子和心底都踏实了一点,拎着塑料碗潇洒而起,拍拍屁股后面的土灰,决定马上就去买长途汽车的车票,连夜回乡下探望我那位年迈的姨婆。


 


长途汽车要开整一夜,在车上一人有一张铺蓝色床单的床位,紧挨着另一个人的头或脚。出于对于卫生条件的顾虑和盗窃行为的提防,我没有使用那张床,而是选择靠在凳子上一摇一晃睡眼惺忪地地看夜晚。第二天到站时是六点二十三分,我困倦地跳下车,打着哈切在车站旁边开的小卖部里买了一盒人参蜂糖浆带给姨婆,打算花一刻钟走到她家,先借张床睡一觉再说。


 


其实姨婆是个非常厉害的人,除了她已经看不太清也不太说话之外,现在干所有事情都还像我小时记忆中一样利索。四十多岁的时候孩子和丈夫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去世了,她自己也没再结婚,就和我的外公外婆作伴,一手帮忙带大了我和表哥。前几年外公外婆先后过世,她不愿意搬走,几房亲戚大概也很犹豫由谁照料她,就由着她一个人住在乡下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我妈当时给她请了出来打工的一个小保姆,没多久她就自己出钱把人劝回去重新上学,并且坚决不许我妈再给她安排任何看护——我妈哭笑不得,非常无奈,只好逢年过节塞钱给隔壁邻里,让人帮忙照看。再就是派我没事的时候多回来几趟,所以姨婆对于我经常突然出现在她家的事情也非常习惯。


 


我头晕脑胀地抵达的时候,姨婆正在后院菜地旁边打太极拳。我和姨婆打了个招呼,自己进厨房里倒了杯水,按照老规矩查看了一下屋里的电器火线和木头事物的牢固程度,确定没有问题后就进客房倒头睡下了。再醒过来是三个小时后的事情,我笼着被子坐在床上披头散发地发呆,思考自己来这里的目的。简要地回忆了一通这两天我做的事情,我略略咂舌,心底觉得自己有点小疯狂。发呆了一会儿,我决定去找姨婆让她不要做饭,然后自己去镇上餐馆买两个菜来。到乡里转悠了一阵子,买回来一个豆角茄子和小碟素鸭,豆角茄子酱汁给的很足,热一热后就马上上桌摆好。姨婆牙口不好,嚼的很慢,我先吃完了就坐在旁边耐心等她,坐了一阵子过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提问:“姨婆,你听没听说过明镜?”


 


姨婆慢悠悠把耳朵凑过来,我就换到她身边的椅子,轻言慢语又问一遍:“——姨婆,你听没听说过明镜?”


 


“明——镜?”她放下筷子转向我,灰白头发一旁沾了油,我赶忙拿餐巾纸给她擦擦。


 


姨婆自己拿过餐巾纸,看她手上使不上劲,我就又撕了一张自己握在手里。没有我想象中的任何反应,姨婆非常平静地问我:“问这个做啥?”


 


“我最近换工作了……在做一个老建筑的纪录片……想了解一下明公馆。”


 


姨婆给自己夹了一筷子菜,咽下去后,才慢条斯理地讲:“好像是明家哪个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她是做什么的?”


 


“那么久了,我哪里晓得?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忍不住插嘴:“人家说她是红色企业家,还有人说你做事那家是一窝汉奸。”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姨婆非常不乐意,“就是做点小生意。我们下人怎么知道他们干什么?”


 


姨婆捧着碗走进厨房去了,我就一个人索然无味地吃着。我觉得并不是她不知道;她只是不愿意讲这件事情。人的记忆总是历久弥新的,她会忘记昨天吃了什么,忘记前天买了什么菜,忘记给自己开窗户透气,忘记去车站的路,但她始终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不管是她还是个大姑娘的时候,还是后来她与整个中国一起接受苦难的时候,再往后推一点,到我与表哥出生的时候。


 


我一下午默默跟在姨婆身后帮她做活,她还在后院里划出来一块地平时种点小东西,也不管自己这个年级根本不适宜做这些事情了——同时七零八散地问了她很多当年的事情。她没有告诉我任何具体的消息,就像当年明公馆的地址一样,模糊而大体清晰,但是缺少了大量支撑骨架的细节。晚上九点钟家里就熄灯上床,我枕着酸痛的胳膊懒洋洋地躺着,一面因为早上睡太饱而失眠,一面回顾姨婆讲给我的事情。虽然这些事情不能够帮助我找到明家众人的真正面貌,却的确充满了时代的痕迹,让我情不自禁地觉得,要是把那个年代比作个人,必然是个风情摇晃的美人。


 


夜里姨婆起了两次夜。第一次她花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打开灯,让我有点担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到了她窸窸窣窣摸黑回房的声音;第二次她同样花了很长时间,但是我竖起耳朵听,发现她去的根本就不是厕所的方向:她去了书房。我同姨婆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从来不知道她有夜半去书房的习惯,此时支起了耳朵非常好奇,确定她躺下睡熟后,蹑手蹑脚地顺着她的脚步走向了书房。书房她刚刚离去的地方赫然摆着一个大纸箱子,在确定姨婆正躺在床上均匀地打鼾之后,我走向那个箱子,借着从窗外投射进来的月光瞟了一眼。


 


信。一个箱子里全部都是信件,除了信件外,还有压好的几张照片,上面的人正是我之前在老房子里的照片上见到的几位。我长久地立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恶向胆边生,迅猛地伸出手,偷偷拿起最上面的几封,犹豫了一下,返回去抽起最下面垫着的几封和一叠照片,蹑手蹑脚又跌跌撞撞地走回了我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趁着姨婆在外打操时自己溜走了。那些偷走的东西,完好无缺的夹在包里的笔记本中,我不敢打开,一直坐上了长途客车后才小心翼翼地掏出来查看。车上很晃,纸又脆,我有点怕自己手抖,所以不敢拆信封,只把整个囫囵地掏出来瞟了一眼。其中一封上写着“明诚弟启”,我往下翻一翻,见其他的也差不多,就胆战心惊地把它们挨数放下去。照片都放在塑料壳里塑过膜,此刻不怕毁坏,我就在颠簸的车上摇头摆尾般研究。


 


第一张照片几乎是我之前看到那张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中间缺席了一位青年男子。现在没有了之前那种阴森可怖的感觉,我总算得空仔细观察这照片:那位女士依旧端坐在画面的正中间,嘴角挂着春风拂面般和蔼亲切的笑容,身后的两位男士对着镜头侧身站立,脸上笑容也是温馨而得体。老实说,这位女士估计约莫也有三十多快四十岁,但是气质上佳,一定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至于后面两位男士——哎呀呀,不管年长年少,威严还是活泼,都十分英俊,而且打扮得体,端的是潇洒倜傥的架势。我盯着照片仔细看了一阵子,就发觉之前我认为厉色吓人的年长男士其实笑起来也很和善,剑眉星目,是个古典意义上的美男子。我看着照片发呆,竟然起了亲近的心思,从膝盖上的双肩包里一股脑掏出所有照片开始翻看。


 


往后除了几张大同小异的合照,剩下的就是几张单人影像,之前照片中的那三位各有一张,还有一张属于一位不知名但也很年轻靓丽的女性。接下来的几张不禁让我停住了往复翻阅的手:这些照片全只有刚刚那位年长的男士和在三人照上缺席的青年男子。他们俩的合影持续时间非常久,零零散散看下来,七八张照片似乎跨越了青年与中年两个时代,而且还跨越了许多地域,有些是在中式建筑前,有些则是明显的欧洲地标。我翻到照片的反面,在页脚处找到了时间的记录: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除此之外,日期底下无一例外写着三个字:“与阿诚”,又跟着署名:“明楼。”


 


现在的脉络就非常清晰啦,我可以直接从这二位身上下手。我估摸着这位阿诚必然也是明家的亲戚,就暂定他姓明。“明诚”与“明楼”,这个没头没尾的项目一下有了进行的方向。


 


放下一口气,我就有了兴致研究这一堆照片。据我的观察,明楼与明诚二人关系非常的亲密,无论是从一开始年长男子略带保护性的姿态,还是到后来两个人相对而立的平衡,他俩在一起总是能给画面带来一种协调感。说实在话,明家的基因实在太优秀了——这两个人长得一点都不像,光有一个共同点:靓。搭配在一起,仅仅饱览眼福也是足够的。那个年轻男子粗眉圆眼,年轻的时候身量还有些单薄,越往大了去,就越发伸展开来,只要同年长者在一起,永远都是是眉眼舒坦、面带笑意。


 


我看完后,又把照片仔细放了回去,但是这两人却赖在我的脑海里不肯离去。用上一个新鲜名词,“花痴”,我应当就是十足十地花痴表现。我闭上眼睛时,他俩人就特别鲜活地朝我露牙而笑;我睁开眼时,画面就跳换到他们站在一间西方教堂前并排而立的模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胳膊环在少年的肩膀上,手往里收,几乎要把对方带进自己的怀里,此刻天气很好,从灰白照片里扑通飞出一片跳跃的阳光来,穿射过他们俩身后的葡萄架,再穿射到我眼前。


 


使得我的心情也轻快起来。


 


我怀着这种轻快的心情下车并喝了一碗赤豆元宵,然后往图书馆赶去。走在路上我还在回味,碗里的不应当是元宵,更类似那种小个头的酒糟,雪白剔透,一个个歪三倒四漂在豆沙里,红通通白皑皑,赤沙堆上开了两朵白花,白花有褐红的蕊。空气中飘着一股清清淡淡的香气,赤豆元宵是热乎乎的,喝下去之后心就稳住了,张口呼出一股同样热乎乎的水汽。


 


这一次我没有一上来就翻找报纸,而是坐到了图书馆唯一的一台电脑前面开始霹雳啪哒的打字,到互联网上寻找思路——网络上的信息略略有些语焉不详,确定了基本思路之后还是得再次查证纸质资料。然而,超出我所预料的是,我的好心情在一下午翻阅的过程中沉了底,当我回到家看那些照片时,心情就更加沉闷了起来。


 


明楼与明诚,这两位天然带给我好感的人物,远没有什么光彩的出身——他们俩先在汪伪政府供职,后来又跟随了重庆政府,领了军统里一份闲职。乱世之中,且不讨论贰臣的问题,只说先前的汉奸身份,就够令人不齿了。这两个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只说后来有心留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努力,但是身份背景牵扯太多,在文革风波中被定下了罪名。至于那位明镜——竟然是明楼的大姐,明诚似乎不过是他们家的一名管家或者幕僚——早早地死在了建国之前,然而据记载,是一位压迫工人血汗的资本家,自父辈开始敛财,在明楼供职于汪伪政府的时候借其身份之便搭了车运送货物,遇到有志青年刺杀日军高官炸毁铁轨,死于非命。明家倒还有一位收养来的三少爷,叫明台,只他一人是光荣的历史,但是一样早早死去了,不过是死在革命活动被捕后的酷刑折磨之下。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心里不是滋味,牙齿都像是酸的一样,嘴巴里又涩又钝地升腾起一阵苦味。我掏出几张照片看了几眼,明镜的单人照上,她依旧气质典雅高贵的立在那里,娴静地直视着照片前方。而明楼与明诚,依旧是光彩照人的年轻模样,一点也看不出日后要经历的风霜雨雪。尤其是明诚——根据老照片的查证,我确定就是那位年轻男子——抬头用一双浑圆的鹿眼擎着微笑坦坦荡荡地直视着我,眼前无愧,似乎心底也无愧,看着我越来越觉得气闷,这样的人,后来怎么就成了众口交骂的卖国贼呢!


 


我坐在自己简陋的书桌前,不知道同谁生闷气,连晚饭也懒得去吃,被我妈打来的电话恶狠狠骂了一顿。挂掉电话,我又继续做回书桌前,有一下没一下地按戳弹簧笔,脑内继续思索其中不对劲的地方:虽说汪伪政府倒台后重庆的确向不少人提供了职位,为什么这两人是在军统领职?而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又能够容忍这两人留下来,难道真是他们在经济方面很有能力?再者说,他俩为啥没有一起撤去台湾?我国建国初期有名的几位经济学家都是学究出身,却基本都平静地度过了那几年,为什么偏偏针对了他俩?明镜既然是如此身份,为什么却被爱国流的学生们称为红色企业家?明楼又为什么同明诚,家里的一位管家下人如此亲密?


 


我找不到答案,没有头绪地思考了很久。临睡前,或许是冲了个澡的原因,整个人又清醒了大半,想起来还有几封信没有看过。这件事情一下子让我兴奋起来,可以感受到血液冲击着头顶。我轻手轻脚地请出那几封信,打开第一封写着“明诚弟启”的信,深呼吸了许久,稳住双手展开了信纸。


 


短短几分钟我就看完这封信。看完后,又有些恍惚,给自己倒了杯水,再擦干净双手,接着打开下一封。连着看了好几封,我却越发晕头转向了。


 


由于是错手抓的几封信,这几封信完全连不起来,只是全部由明楼写给明诚而已。最初的一封写在巴黎,寄去的地方,则是位于莫斯科的一所军官学院——我知道那里,我党许多功勋赫赫的将军早年都曾在那里学习过。这样一说,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带着如此身份烙印的人,早年竟然在这样红色的地方成长。这封信不长,明楼在信里是一个细心关照的兄长,一一过问明诚在苏联的生活情况,前面都是一板一眼的正经劝问,最后突然笔锋柔和的同他讲巴黎的景象,“巴黎是初春,莫斯科一定仍旧是冰天雪地的寒冷景象。昨日路过你念书地方的公园,喷泉前头又开了同去年一样的矢车菊,一大丛聚在一起,掩映在草坪里,清早的白雾朦胧里看来就灿烂得很。我平时不太留意这些,但去年同你散步时见你多看了许多眼,道你喜欢,便讲给你听。伏龙芝原本是不允许通信的,于是我向组织协调申请了,作为你的上峰,也有必要了解你的音讯。规则应当时时变通。


 


后一封信又不一样,同是寄往莫斯科,但已经是前一封的好几个月后,却是很认真得在同明诚探讨理想。说是探讨理想,也不全然,上了前后文的根据,我读起来也不甚了解其中的含义。开篇的时候,明楼这样写,“阿诚,我有时期望你向周遭的人一样身处于混沌与蒙昧之中;因为启智总是令人痛苦。一个人最初学会思考的时候,总是要从周遭的环境开始质疑,又思索到生存的必要,再意识到周遭的真实与谎言,诧异起自己的存在。你也是这样的;然后你慢慢思考到了家与国的概念。我们这样的人仿佛总是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挣扎,因为它们过于脆弱,丢失的轻易,却又相辅相承:一方在时,另一方方可完整,但常常不可以两全。共产主义赋予了这两个概念崭新的定义,你接触时必然如同焕发新生,而且比一般人来得绝决——国已不国,我替你营造起的家缺少身份认同感。你愿意牺牲自己,用下半生来成全理想里的家国二字,刀山火海,巨流澎湃,非身死不能返转。”往后他笔端漫漫,竟然写了许多精妙学思,期间又反复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剖析透彻,内容却时时转不开明诚这人本身,到了最末段,竟然如民国诸位文人样情难自禁流露出一股情思:“说起来,昨晚我又做梦,梦见同你在上海的往日,最后发觉不是真实,挣扎着醒来,再闭眼,竟又是梦,梦到与你初到巴黎求学的时候。后半夜知道是一定睡不着了,就起来拧开台灯给你写信,边写边想你的样子,觉得你的眉毛与轮廓生得最是英气挺括,笑起来时可爱,生气起来仿佛还是可爱。这些话说起来,未免太过sentimental,又有flirtatious的嫌疑,同学生待久了,我也沾染了年轻小子的毛病,但还是想告诉你。


 


读到这里,我已经可以用心下大骇来形容。我坐在灯下,缓慢地拆开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怎么说——应当是写于内战时期。最后一页丢了,整封信戛然而止,找不着落款的日期。这信像是自白书:“前半生里,我们从澎湃中找一浮木寄托信仰,要自危难中力挽山河;展望后半生,这浮木似乎将要到岸,总算看见一丝明灯,先照得自身伶仃,再照出万万人的前路。同僚们尚算隐姓埋名,我们称得上是逆流而上——但是事实上不过是自逆流中同大家走向同一个终点。船于水中行动时需要桨做推力,因此桨总是在水底走向相反的方向。我们是时代的桨罢了,还有许多人同我们一道,并且不后悔。现在我们二人分离两地,明台不知在延安还是北平,大姐牺牲在任务里……这是现状,未来将要如何,还有许多变数,我也不敢预断。但可以估计的是,军事的时代快要过去了,政治与经济要掌握话语权,意识形态上的事情,总是会”——在这里便结束了。


 


我口干舌燥,说不上来话,反复仔细地重读了许多遍,最后双手打着颤把信塞回了信封里,半天放不进去,只好别过头,又灌了一大口水,再坐会桌前,对着灯撑开信封,把信一点点往里送。过了半天,我在屋子里焦躁地转了几圈,最后一把关上灯,上床睡觉去了。


 


躺在床上,我仍可以听见自己的心砰砰作响的声音。这信,同我想象中的总是不太一样。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是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明楼与明诚是一对情人,乱世中的一对同性情人——说实话,我倒是不在意他们的性向。比这更明显的是,他们经历着新思潮的洗礼,接纳了共产主义,以自身之力推动着时代进步。这些在我所查找到的历史资料上都全然没有提及。而且,明台不知道是在延安还是北平,大姐牺牲在任务里,这两句话看得我毛骨悚然,不免觉得那些记载都是在哄我。仔细想着,我又记起前几天采访时所遇到的那位老人,她仿佛又坐在我面前,用奸细而肯定的口气说:“……资本主义家……汉奸……”我与她两相无话地默立着,渐渐地又看到了明公馆与明楼明镜的生平,我推测曾有的功绩,全都掩盖于历史尘埃之下……我想思索为什么,但觉得困倦且头痛,不自觉就睡着了。


 


我的周末也结束了。新工作展开在即,我也想继续追查下去,但是没有了时间,想着放几个月闲下来再说,谁晓得那个时候又添了别的事情。


 


后来我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了别的朋友,他热衷于研究上面的八卦角料,尤其是几段风波时期。我同他闲聊起明公馆的事情,他说仿佛也有些耳闻,但不知道具体是站了哪只队伍,总之曾经的身份回环,都可以被称之为历史遗留问题,不比其他的情报人员,又不方便拿上台面,做了弃子。


 


我有点不相信,问:“那么厉害的人,能够成了弃子吗?”


 


他搪塞了我两句,我估摸着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就算了。过了一会儿,他抽了根烟,又跑过来说:“那房子,知道为什么后来一段时间又有人看着吗?小兵站在前面不许人进?那是风向变了,和这家沾亲带故的一位又做上去了。具体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但是很是帮扶,一直护着这房子,还翻新内里了好几次,外观不让动。”他猛抽两口把烟掐灭,神秘兮兮凑过来:“那一支到现在都没倒呢,朝中重臣,你算算这都几朝了?”


 


我竟然模模糊糊想起那个生死未卜的明台来。过了一会儿,朋友同我感叹一句:“那个年代,多少国士啊!”


 


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约他下次接着出来聊。


 


后来我也把信还给了我姨婆——我姨婆几辈子的人精,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把东西偷摸着拿出来了?但是她不跟我计较,我就嘿嘿一笑卖个傻。有意无意间我还是探她的口风,问她做工的那家人下落到哪里去了。我估计着她也真不知道,不然不能找了大半辈子,结果有天晚上她总算和我说:“我不信他们把一箱东西给我就真的安心走了。他们能耐着呢。”


 


我又问姨婆那半封信为什么不见了,这下姨婆不再搭话,我心里也明白了一点,估计是后半部分的内容太过于直白,戳中了某些点,那些年岁里,不得不防,只能烧掉,其实姨婆藏着这箱东西就算拼死了。我大约也理解姨婆为什么会干脆地撇开和明镜的关系:第一,这些在那个年代里敏感过的东西,她总是紧张着;第二,她也不想有人拿着同她所知不太一样的东西再来打扰,还要据理力争上一番。


 


我又追问姨婆那家人是什么样的,姨婆沉默了很久,跟我讲:“都是好人。”


 


好人这两个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还了解那段故事的几个人之一能做出的唯一评价了。这评价实诚,但是轻飘飘的——我们都知道,好人从来不抵用,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作为一个记录者,我这次是不客观的,因为我希望有人能出来用诸如“国士”“栋梁”的词来形容他们,但是没有。后来我也不再醉心与这个故事,非要刨根问底不可。跑了好几个项目后我也发现过去的东西永远已经过去了,就像是一条长河,我站在岸边,投一颗石子想要激起回声,听到的声音却绝不会是我看着流经的水流发出的,那不过是空空荡荡的回音与假象。我之前老觉得这个故事和我有关,后来才发觉这一类故事太多了,不仅和我有关,可能和整个民族有关,越往上走,我仿佛越够不着。更何况,这个故事里,谁能拿出证据来说明信里的一切与我的臆想都是真的呢?


 


当然,我又去了好几次明公馆,但是都是在外面看看。姨婆的照片里还有一张就是当时的明公馆全貌,我放在心底对比,就觉得有些心酸。照片里的明公馆正是鼎盛时期,白楼铁栅,后头有草坪,院里有树木,西式装修,气派光鲜。现在是阴森黯沉的一栋房子,杂草丛生,气象破败,早已不是当时的年岁了。有几回看着看着,我忽然心底生出感叹,有种白茫茫一场真干净的荒芜感。这种感觉描述不太出来,但是堵在心头,梗得慌。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来加缪是不是写过一句话,我忘了怎么说的,大意就是说有回忆在就好,回忆是百年的囚牢,有回忆在爱便不会死。——可能也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反正吧,我现在觉得这话不对,有些回忆是负担,使得鲜衣怒马逐渐枯萎,喧闹人世苍凉万分,非要你亲眼看着赤条条来去不可。


 


我就用明楼写给明诚最早那封信里的一段话做结吧:


 


没了我们,必然会有别人举身赴这场革命,这世界上万物都有枯败之日,唯有真理长存。世人常常错认真理,每人信守的真理也不尽相同,所以无需争执。古人诗中写,‘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世界就是这样,应当承认,总有事物是在世间不能显露出本来面目的。


 


The End


 



评论

热度(180)